氣候約束方案下的新世界 - 生態環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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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捷2008年3月12日


"誰在低碳的道路上推動發展，誰就將爭取到更多的發展空間。"

"應對氣候變化的戰鬥同時也是公平之戰，不僅僅針對國家間，也針對國家內的不公平。"

喻捷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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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島會議之後，我們已然來到了一個氣候約束的世界，發展權利將不得不面對全球氣候
變化的考驗。和其他資源一樣，溫室氣體排放額將成為一個制約發展的瓶頸：誰在低碳的
道路上推動發展，誰就將爭取到更多的發展空間。


最近，應對氣候變化出現了一個新的方案——“氣候約束世界下的溫室發展權”（簡稱
GDRs，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它的新穎之處在於，主要的兩項指標不僅著
眼於國家間的不公平，也針對國家內的不公平。更明確地說，就是GDR不保護國家的經濟
增長權利，而著眼於國家中的人實現全球中產階級水平的人文可持續發展。

此方案的設計者認為，發展公正不再是排放平等，同時也是全球低碳計畫的設計和實施，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需要得到充分體現。當這樣的全球計畫沒有列入議事日程，就不用
期待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的邏輯行事，相反，他們會反其道而行之。

此框架定義一個“發展門檻”， 這是高於基本需求卻不包含過度消費的一個門檻。在這
條線以下的人對氣候問題只負有很小的責任，相應的，也僅有很小的能力來支付這個問題
的解決，所以，他們 既不用支付減排，也不用支付適應。這條線以上的富人則負有保證
他人發展權利的義務，無論他們生活在北方還是南方，都必須承擔起減排和適應的費用。
他們不僅 要轉換自己的消費模式，還要保證那些線上下的人群有達到“門檻”的發展空
間，並且以低排放的路徑發展。

定義“門檻”不是簡單的事情，收入這個指標僅反映經濟的一面，它忽視了社會福利、健
康、環境安全等方面。但是此方案仍使用收入指標，因為它除了能夠反映一定的生活水準
，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減排的能力，收入也是衡量消費水準以及其中所含碳排放的指標
。

因各地購買力不同，根據美國2005年購買力指標調整的數字，將門檻定為年均收入9000美
元。而目前全球發展中國家人均年收入是3500美元，全球發達人均年收入是8500美元。這
裏的人均收入不是指國家的人均收入，而僅針對個人。一個國家居民的收入越不平均，越
能說明問題。因此，此方案是對傳統的“南北”概念的挑戰。


責任與能力指標是本制度中另一個關鍵指標。

能力存在于富有程度中。假設，全球的減緩和適應都將通過一個全球碳稅來解決。那麼，
這個稅種不是針對一個國家的GDP徵稅。我們認識到，一美元對於窮人在消費上的道德內
涵大大高於富人。因此，稅是針對收入高於發展門檻的人，而且收入越高，稅越高。此外
，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即“南方中的北方”在倫理上並不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更有優勢
。相對於那些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差距大的國家在此制度中被認為有更多的能力。因此
，能力也就是在減排負擔在國家內部的分配。

責任指標是污染者付費原則的體現。排放的性質因消費而有所不同。做飯和取暖的排放不
能簡單等同於其他奢侈排放。基本排放應免於責任，奢侈排放則應該承擔責任。責任必須
包含個人的發展權利。窮國中的富人義不容辭應當負有責任。

目前的歐洲的科學家認為，如果要遏制人類氣候變化的長期趨勢，全球溫度升高不超過2
℃是人類必須守住的一個底線。那麼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計算出全球範圍內所需要的減
排總量。同時，可以根據每一個國家在這個方案下相應的責任和能力狀況來設定其減排義
務。然後就可以在將國際整體的減排預算分解為每一個國家自己的減排指標。

這樣，在此方案下，富有國家的義務應當大大超出僅僅滿足本國的低碳項目的限度。發展
中國家，貧困國家7%的人口，中等收入國家40%的人口收入也將因為超過“發展門檻”而
承擔減排責任，他們加起來一共占全球人口的26%。

經過這個方案的計算，發達國家所承擔的責任比到2050年在目前的基礎上減排90％還要大
得多。對於一些特別富有的國家即使零排放，也需要為別的國家的減排買單，這樣就為那
些欠發達地區讓出了排放空間。以英國為例，2019年全國就要達到零排放。

中國的發展仍將持續，此模型的預測到2025年。自2010年起到2025年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
仍將有40%的增長，但是比自然狀態下的將近70%有所放緩。

作為快速發展國家，中國在富有國家和窮國之間。我們之所以現在沒有看到中國、印度明
確的站在歐盟一邊，遲遲沒有認同2℃的目標，不是他們不瞭解科學的證據，或者他們不
知道自己國家的脆弱，而是因為他們擔心在現有的框架下自己的發展空間會受到傷害。他
們沒有看到西方真正的誠意。在這種大環境下，現有的這些模式將會使他們得不償失。

在目前的氣候制度討論中，沒有任何一 個方案像這個方案一樣對發達國家的責任提出如
此大規模的挑戰，同時，在全球氣候安全的框架下，也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以包含能力和責
任指標為導向的減排制度， 它包含了完整的畢業機制設計。目前，對於發展中國家，任
何一個包含畢業機制的制度都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是對發展的限制。

但是，氣候變化的影響必然從另一個側面影響到發展權利，發展中國家團體也提出“與氣
候貧困做鬥爭” 的口號。畢竟，發展中國家大多地處較發達國家更加脆弱的地區，因此
，如果發達國家體現誠意，在符合公平的前提下，應該會找出一套發展中國家能夠接受的
機制。

另一方面，在這樣一套國際制度達成共識之前，此方案中關於“南方”的富人和“北方”
的 富人一樣應當承擔減緩責任的思路仍然很有價值。當排放額成為一種公共商品，並且
稀缺時，它的價值就應當得到體現。即使在一個民族國家內，富人也應為窮人留 出排放
空間，並且支付減排的費用。這些在國內政策中可以先於國際制度得以實施，因此而建立
的公共政策對於國內的可持續能源政策同樣有共贏效應。

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劫富濟貧的方案，無 論這些富人是在北方還是南方。但是不爭的事實
是富人比窮人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因此佔有更多的公共資源。通過稅收調整符合建立氣
候制度的倫理基礎，並且可 以糾正個人的乃至社會的消費方式。從工業到人的生活方式
，這個著眼點的拓寬將意味著氣候安全真正成為主流的社會問題。



喻捷博士，德國伯爾基金會顧問。
曾多次作為NGO觀察員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和相關國際氣候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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