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總統蔣中正先生為何會從大陸敗退到台灣呢? - 社會議題
By Heather
at 2005-09-05T00:00
為什麼蔣中正會痛失大陸而敗退台灣呢?是什麼
原因讓他失去大好江山呢??
國民政府在戰後失去大陸的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政治上舉措失當，另一則為軍事上的失利。政治上舉措失當就國共兩黨的會商方面而言，國民政府在戰後因應國民普遍厭戰的心情，旋即主動邀請毛澤東前往重慶舉行會談，毛澤東初不以為意，後考慮到實際環境還是參加了，[1]這雖然使得國民政府在這方面取得了主動，但在日後的會談進行過程中，國民政府在議題的設計卻反而使得主導權落入共產黨的手中，國民政府因而無法經由會談取得較大的成果；相反的，中共運用重慶會談有效地宣傳，以達到打擊對手，拉攏中間派系的目的。[2]其次，在處理外交問題上，國民政府的過份親美排蘇，也使得國民政府在處理國共問題上面臨極大的困難。雖然，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中共的衝擊頗大，[3]但是日後國民政府未完全依約行事，導致蘇聯的不滿，因而全力支持中共。[4]蘇聯本來對華外交便是以中共為籌碼，以換取蘇聯在華的利益與對其國家安全的保障，[5]因此當國民政府表現的太過親美時，蘇聯便支持中共以迫使國民政府在美蘇問題上保持中立。對於國民政府而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本來就是為了避免蘇聯對中共的直接援助，[6]但是在親美的外交路線下，難免為使蘇聯感到不安，加深彼此的誤會，導致條約形同具文，使得蘇聯全力支持中共。[7]戰後，美國一直希望促成中國組成聯合政府，以避免中國可能發生的內戰成為美蘇戰爭的導火線，因此一直積極干預國共雙方的和談，並且介入調處國共間的內戰，以使雙方停火，組成聯合政府。馬歇爾來華調處，促使國共雙方再次和談。政治協商會議在國共雙方互有退讓的情況下勉強達成協議，[8]但國民黨卻在其六屆二中全會中否決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給予中共大加批評的機會，也使得中共獲得更多第三黨人的同情。第三，國民政府對淪陷區的戰後接收問題處理不當，也導致淪陷區人民大為反感，加以經濟狀況嚴重，人心思變，國民政府又無力挽救，終於導致國民政府丟失大陸。[9]最後，國民黨在面臨強大的競爭對手時，往往以分裂代替團結，致使對手有機可乘。國民黨內派系眾多，彼此之間的恩怨亦多，在國共內戰進行的同時，國民政府企圖以民主改革的形象挽回逐漸喪失的民心時，開始推行憲政，各派系由於選舉恩怨，反而引發更劇烈的派系鬥爭。複雜的派系問題，也為國共內戰中的國民政府投下了一個不定時的炸彈。軍事上的失利國軍初期在戰場上獲得較大的成就，但隨著收復區的擴大，國軍的兵力便由於過於分散，導致國軍雖然在總兵力上佔有絕對多數，但是在局部戰場上卻又相對居於劣勢。相反的，共軍在退卻的同時，卻將軍力集中使用，以將國軍孤立部隊個個擊破。[10]國軍兵力分散的原因，在於國軍接收時的戰略目標──掌控城市並鞏固交通線。但共軍卻以鞏固其解放區為其戰略目標，並在解放區建立有效的動員機制，為下一階段的國共內戰作準備，同時也利用村莊來包圍都市，使都市成為個別孤立的據點。[11]同時，在國共內戰中，對於據點的「名」、「實」之間的爭奪而言，國軍比較堅持「名」的方面，而共軍則較為「務實」些，最為明顯的例子便是胡宗南於1947年攻下延安，[12]在此軍事思想下，國軍在整個戰爭中，顯示出對城市的固守性質，使得共軍獲得較大的實利。國軍對共軍的軍事對決中，國軍最大的弱勢在於國軍內部派系林立，臨戰時不能同心協力，此狀況不僅存在於中央軍與地方軍系，甚至於中央軍內部亦然，相較於國軍內部的派系恩怨，共軍雖然亦存在有軍事派系，但在面臨戰爭時，他們卻能同舟共濟，從而能有效地打擊國軍，獲得軍事上的勝利。國民政府在對地方軍隊的運用也影響了國共戰爭的力量對比，國民政府對偽軍的排斥，或輕視的心態或多或少，影響了偽軍在國共內戰中的立場。同時，國民政府對於地方軍系的軍事部署，也使得地方軍系的首長認為：「國民政府有意犧牲他們，使他們成為國共內戰中，最大的受害者」，此種心態並非因為國共內戰才產生的，而是早自中原大戰以來，各地方軍頭紛紛感到有此可能，由於地方軍人對中央有如此長久以來的不信任感，所以他們在面臨前有大敵，後無援軍的情況下，很容易地就向中共投降。再者，中共對這些地方軍隊的軍運，也促成了地方軍隊的「起義」。國軍在指揮系統、情報系統上亦有嚴重的疏失。[13]就指揮而言，由於蔣介石經常遙控指揮，往往導致前線指揮官不了解自己管轄的部隊所在何處，甚至導致前線軍事部署的混亂，一則指揮官無從指揮，[14]二則軍隊主官面臨令出多門，往往不知如何執行，必須反覆請示中央，如此往復，導致戰機的失誤。且國民政府國防部的決策核心，便已有中共地下黨人潛伏，如劉斐、郭汝瑰等人，甚至有些軍事計畫便是出自其手，因而有將領稱：「國防部的軍事部署下達部隊的同時，共產黨也取得一份了。」就情報方面而言，國軍由於欠缺對農村的控制，且對共軍的情報不明，因而導致有些情報早已過時而不自知，反而因此而陷入共軍的陷阱。相反的，共軍一方面由於有地下黨員潛伏國防部高層，能即時掌握國軍的戰爭計劃，以為應對。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對農村的有效控制，使得其行蹤難為國軍得知，而國軍行動反而為共軍所偵知，因而喪失先機。 [1] 這還包括了蘇聯對華的態度，張玉法於《中華民國史稿》稱：「是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至重慶談判，毛不接受。經史達林電勸，謂中國不能再內戰，毛始於8月28日偕周恩來等至重慶。」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1998，頁443。[2] 「在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同各黨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國友好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與交談。他們向各界人士宣傳、闡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民主的願望，爭取了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同情和支持。」引自陳廷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頁464。[3] 「早在蘇俄允許共軍進入東北之初，蘇俄一方面不准用共軍名義，同時也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毛澤東一度為此大發雷霆，強調批評史達林不許他革命。」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45。另，「史達林在1945年8月15日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撰文時，更明確表示：『蘇俄政府願意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次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黨政府。』史達林並率直勸告中共：『應與蔣介石締結暫時協定，參加蔣介石的政府，解散軍隊。』」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60。從上可看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中共的衝擊。[4] 其實，蘇聯亦沒有完全按照條約行事，《劍橋中華民國史》：「沒有多少跡象顯示，蘇聯軍隊在這一時期幫助過中國共產黨人。但是，東北70萬投降日軍的大量武器裝備，卻直接或間接地到了中共的手中。蘇聯人也在一些要地採取了拖延戰術，以阻止美國人幫助政府軍在東北的港口登陸。」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829。[5] 張玉法於其《中華民國史稿》稱：「蘇軍在中國東北支持共軍的作法，顯然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與精神相違。」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45。[6] 「戰後國民政府對蘇俄讓步，主要在換取蘇俄的支持，並希望蘇俄約束中共，使與國民政府合作。」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32。[7] 其實，美國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也使得蘇聯不得不懷疑美國人的企圖。「美國為了國民黨政府的利益也插手進來，把近50萬政府軍運到華北、台灣和滿洲。在政府軍抵達之前，一支53000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北平、天津和北方其他要地。授權進行這種援助的美國陸軍部的命令指示說，不要違反在國共衝突中不介入的原則。但是，既然衝突的雙方都把接收日占區的競賽視為相互對抗的一部分，這一命令就隱含了一種矛盾。就這樣，美國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放棄了“不介入”原則，它反映出整個這一時期內美國人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徵。」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28。[8] 「國共之間所有突出的政治與軍事問題實際上都達成了協議。」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33。[9]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接收過程的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軍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機構的所有部門以及日本人和漢奸所有的公、私財產。所有財產，若屬於非法占有的，要麼應發還原主，要麼應依據官方所定的程序移交新主。……但是，隨著官員的復員和接收過程的發展，接收這個詞變成了通用的同形異議詞(劫收)，其意義轉變為搶劫或掠奪。」「政府官員對待前佔領區居民的態度，與這些違法亂紀現象是交織在一起的。……在政府給教師和學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許說得最為明確。……那些在占領期間已從學院、大學和中學畢業的學生，必須通過書面考試才能保留其畢業生資格。……教育部在發出通告時，聲明所有在偽政府控制地區上學的學生都被認為受到了毒化，他們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淨化之前，不適於繼續學習，作為“偽學生”，應當幫助他們“洗掉思想上的汙點”。」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42-845。[10] 中共軍隊在後卻的同時並未受到致命的打擊，因而保存了實力，以備決戰時使用。1946年10月馬歇爾便曾警告蔣介石，指出中共「儘管他們在退卻，但是並沒有投降。當共產黨人放棄城市時，他們並未損失軍隊，既然他們拒絕固守和戰鬥，那麼顯然他們不想損失軍隊。由於他們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夠在軍事上給他製造無窮無盡的麻煩。」但蔣介石為勝利所迷惑了，未能注意到這個警告。引文出自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4。1946年9月，毛澤東指示共軍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全殲和速決是這種戰爭的特點。殲滅敵軍不但成了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兵員的重要來源，……。殲敵的目標應是消滅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奪得地方。力求速決的目的在於當最終不能殲滅敵人時，可以迅速避開敵人，把傷亡減到最小程度。」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5。[11] 「中共日益增長的權力的真正源泉，在於其農村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56。「在『人民戰爭』式的作戰中，正規軍對廣泛的平民支援網的依靠，……，這種平民支援網包括民兵、地方自衛隊、婦聯和農會。」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0。[12] 「攻占延安為國民黨人的戰爭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動力，儘管這證明是一個束縛部隊的軍事包袱，這些部隊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位評論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離開晉南進攻延安，只不過是拿山西的30個較為富庶的縣去換陝西的45個窮困縣。」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78。[13] 「政府的指揮官們從沒有學會有關速度和果斷的課程，而這是他們對手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揮官們對機械化部隊作戰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乏充分的理解。因此，他們決不可能從這兩個他們完全獨占的方面獲得應得的好處。他們的防禦之所以很糟，不僅是因為相互不團結和猶豫不決，還因為戰術計畫不當、情報和後勤支援不充分。」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89。[14] 蔣介石在下野前，便已經有越級遙控指揮的情事，下野後亦然。「蔣介石先是從其退隱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後是從台灣，繼續巧妙地操縱軍政事務。……。(1949年)在這一年早些時候，他已成功地把國民黨的空軍和海軍、忠於他的若干個殘留下來的精銳陸軍師，以及政府價值三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匯儲備轉移到了台灣。」，「他(蔣介石)對李宗仁及桂系成員白崇禧將軍在長江以南組織可靠防禦的企圖進行暗中破壞。」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92。
國民黨當初在大陸貪污腐敗 美國原本要援助中國的款項 很多被上海孔宋家族貪污 這事情當時的美國報紙也有報導 再加上共產黨的宣傳成功 許多的國軍將領及官員陣前倒戈 例如抗日名將傅作義 原任華北剿匪總司令 卻因毛澤東寫一封信給他 就"和平解放北平"了 讓共匪進入北平 傅作義原是非常忠貞的國民黨員 抗日戰爭期間立了不少功勞 連這樣的人才後來都投共了 其他人投共就不稀奇了 難怪後來老蔣兵敗如山倒 中國一夕山河變色 的確是有跡可循
當時是張學良和楊虎城脅持蔣中正,逼蔣中正國共合作.
1936年12月12日與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公，逼蔣公與中共合作抗日，史稱西安事變。事變結束後親送蔣公回南京，從此被軟禁。1946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共曾提出釋放張學良，沒有成功。後國民黨撤往台灣，蔣公將張轉至台灣繼續軟禁。
因為軍紀敗壞官員貪污腐化失去民心通貨膨漲管理失當共軍運用手段煽動學潮罷工以及藉由各種理由發動抗議示威活動共軍的人海戰術
1.失去民心
2.過度信仰霸力
3.識人不明,用人不善
4.管理制度不良
勝敗乃兵家常事.
你該早一點出世, 去問他老人家才是.
大好江山又不是他的, 是中華民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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