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正義和真實」《向加泰羅尼亞致敬ꄠ… - 西班牙
By Cara
at 2007-01-14T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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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錄自 FCBarcelona 看板]
作者: Catalan (LANE 86 (1992-2007))
標題: [轉錄]「為了正義和真實」《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文ꨠ…
時間: Sun Jan 14 00:55:17 2007
※ [本文轉錄自 Catalan 信箱]
作者: pzs (當個暖暖包 嗯) 看板: AAAAAAAA
標題: 「為了正義和真實」《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文ꨠ…
時間: Sat Jan 13 02:36:4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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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zs (好累 ... Orz) 看板: JustReadClub
標題: 「為了正義和真實」《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文版書序
時間: Wed Jan 10 17:37:51 2007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12027.htm
為了正義和真實
⊙ 孫傳釗
奧威爾(George Orwell)著,許卉豔等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2)。
繼《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後,這幾年國內翻譯、出版了不少奧威爾
(George Orwell)的著作,如《奧威爾書信集》、《奧威爾經典文集》等。昆
德拉(Milan Kundera)與眾人的視角相反,曾經在《被背叛的遺囑》中表示不
喜歡奧威爾的作品,他認為,奧威爾的小說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
的方面,所以,「且不說它的意圖,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
(頁207)。昆德拉的觀點源於奔達(Julien Benda),源於奔達那本警世的再印
(版)了幾十次的《知識份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的理想:小
說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應該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追求人類普遍的價值。然
而,我想,奔達在書中也承認了,現代社會使得追求超越地上意識的形而上學的
專門的精神工作者(clericus,聖職者)失去了生存條件,但是,至少要保持的
道德底線是必須追求正義和真實。所以,我還是喜歡奧威爾,至少他還是個理想
主義者,追求正義與真實這兩點他都努力去做了。奧威爾最初也是想去探索奔達
主張的那種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正義和真實,而促成他拋棄幻想中的社會主
義的,卻是他身歷其境的西班牙內戰。
不久前,奧威爾一部重要作品《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中文版問世。筆者曾
經讀到一位中國讀者寫的評論,他認為奧威爾未曾在極權主義制度的社會中生活
過,卻能寫出《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這樣揭露、剖析極權主義的寓言小說
,實屬難得。其實這一評價只能說「一知半解」,因為,奧威爾雖然沒有在極權
主義體制下生活過,卻在西班牙內戰中經歷過極權主義的政治恐怖,那段短暫的
經歷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也成為他對極權主義體
制抱有極大關注的文學生涯的新起點。《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作為一部回憶錄,
記敘了西班牙內戰時期及以後奧威爾的人生和思想軌跡,是研究奧威爾必讀不可
的材料。對於在西班牙的經歷,不僅許多歐美的奧威爾研究者如是說,奧威爾自
己也是這麼評價的:「這段時間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過渡期,它不同於以往的以及
未來的任何經歷,我所得到的也是其他途徑學不到的」(頁81)。
奧威爾去西班牙時已經三十出頭了,是個理想主義者,在政治上依然十分單
純。因此,當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一位記者告訴他,這場戰爭像其他戰爭一樣是
個騙局,他並沒太在意。他「來西班牙本是想寫些新聞報導」,更主要的是「法
西斯總得有人去阻止它!」他到西班牙後很快就加入了屬於「統一工黨」
(P.O.U.M)的民兵團,這是因為他「一到巴塞羅那就見到了《獨立工黨報》」
的偶然緣故。初到西班牙的他「不僅對政治局勢不感興趣而且對此毫無覺察」。
有人問他為甚麼加入民兵團,回答是:「與法西斯作鬥爭。」倘若人家再追問他
為甚麼而戰,他會回答:「為了共同的利益」。所以,當他發現除了他加入的民
兵團之外還有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黨和工會時,他只是簡單地感到一種由字母
縮寫命名的黨團組織多得氾濫成災,卻無意搞懂它們之間的區別。他迷惑不解地
問:「我們難道不全是社會主義者嗎?」或者用「為了生存而鬥爭的人們就應該
有各自不同的政黨」(頁36),或者用「黨內鬥爭令人討厭甚至令人憎惡,但對
我來說卻像是家庭內部矛盾」來作自我辯解。幾個月後,當他「在巴塞羅那暴亂
中躲閃共產黨的機槍時」,「最終被後面攻上來的人民警衛隊追捕而逃離西班牙
時」,才發現「(他)加入的民兵團是統一工黨的而不是社會主義同盟(P.S.U.Cꄊ^的。這兩套字母的區別真大啊!」(頁37)
1936年底與新婚妻子抵達工人階級掌權的巴塞羅那時,從英國來的奧威爾感
到震驚:每幢建築物都被工人階級佔領了,掛滿了政黨或團體的旗幟;幾乎每座
教堂都被毀掉;每家商店和餐館都掛出了牌子表示已經集體化,甚至擦皮鞋為生
的人也被集體化了;侍者和售貨員的禮貌言辭都消失了,沒有人說「長官」或「
先生」或者甚至「您」等等(頁2)。這樣的「革命」景象,在整整三十年後的中
國上海的馬路上非常相似地重演了一遍──就筆者少年時代的經歷所見──這恐
怕是奧威爾絕對沒有想到過的。但是,對於還是理想主義者的他,「所有這一切
無不令人感到奇怪和感動」,並且,他「很快地意識到這是一種值得為之奮鬥的
事業」。即使後來民兵團的生活困苦、危險,但是,那種烏托邦主義對奧威爾也
有極大吸引力。劫後餘生的他在書中幾處流露了這種情感,他寫道:「在阿拉貢
,你就是數以萬計的人中的一員,儘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工人,他們有著相同的
生活水準,相互之間平等。從理論上講,這是一種完美的平等相處。人們覺得這
是社會主義的前奏,我指的是縈繞在人們大腦中的社會主義的印象。許多文明生
活中的正常動機──勢力、拜金、敬畏權力,等等──已經不復存在」。雖然,
這些深深地吸引著他,但他也意識到了「它只是全球巨大遊戲中短暫的一幕」
(頁82)。
從今天的西班牙內戰史研究成果來看,奧威爾加入民兵團的那天,莫斯科已
經決定了數月後統一工黨及其所屬的民兵和工會的命運。斯大林在西班牙的角逐
對象不僅有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背後的德國和意大利,還有和他同樣在
西班牙爭取利益的英國,所以,斯大林通過提供武器、組織國際縱隊等手段增強
蘇聯對馬德里政府的影響和控制,使得情報、安全、警察系統脫離內務部管轄,
並直接聽命於莫斯科派來的伯格烏的代表。1936年9月22日斯大林給拉爾戈.卡瓦
列羅(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總理的信中就要求西班牙政府通過減稅解決
農民問題,結束無政府主義者及其工會組織控制局勢的現狀──「過剩」的「工
人階級革命」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絆腳石。如何踢開這些絆腳石(包括當時的拉爾
戈.卡瓦列羅總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937年5月政府製造了巴塞羅那電信大樓
事件,6月15日嫁禍於統一工黨,稱事件係該黨的托派、法西斯間諜所為,由此宣
布取締統一工黨,開始大肆搜捕該黨黨員和民兵。這種清洗是同年蘇聯國內大清
洗的延伸。奧威爾許多與他一同出生入死的反法西斯戰友被捕入獄,有的被槍斃
了,有的乾脆失蹤了。這對他來說確實是刻骨銘心的噩夢。
羅素(Bertrand Russell)稱:「作為『時代的良心』,奧威爾當之無愧」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字裡行間可以讀到奧威爾個人的良知。在統一工黨
被宣布為非法政黨、法西斯份子後,「統一工黨的民兵所能夠做到的不是躲起來
就是坐牢」。被子彈打穿喉嚨、胳膊又負傷的奧威爾為了逃避警察的追蹤,五天
裡只睡在大街上、廢棄的教堂和防空洞裡。然而,半年後他回憶當時情景時,好
幾次用懺悔的口氣寫道:大多數民兵都加入了統一工黨,「我自己從未加入任何
政黨──因為這一點,當後來統一工黨被鎮壓時,我感到很過意不去」(頁55
),「而遇事我只想逃避──也許有點不太高尚」,「我主要是出自一種自私的
動機。我急切地盼望離開這裡;遠離這個可怕的充滿政治懷疑和憎恨氣氛的地方
」(頁153)。其實,且不說奧威爾僥倖逃回英國不久即馬上著手寫這本書,為
那些邊在阿拉貢前線與佛朗哥叛軍作戰,獻出熱血、自由乃至生命,邊在後方被
法西斯份子殘酷鎮壓的民兵們伸張正義,講述歷史真相;在離開西班牙前夕,他
更不顧個人安危前往軍隊指揮部,為營救他所屬民兵團的團長、那位無辜的比利
時反法西斯志願者柯普(Georges Kopp)少校作最後努力。那時連統一工黨黨員
也不是的奧威爾,甚至可能只因其因病退伍民兵的身份而隨時被抓進監獄。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也可看到,經歷了不尋常的遭遇後,奧威爾開始
關心政治體制問題,由此預示了他將與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最終決裂。比如,他憑
直覺感到:以西班牙的傳統和國民性很難建立一個高效率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
只可能建立專制的獨裁政權。又如,儘管在西班牙遭受了如此不幸,他執筆寫這
部回憶錄時,已經看到了德意志法西斯有更加直接的威脅,並把斯大林體制與日
益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作了權衡比較:「如果我們能把佛朗哥和他的國外僱傭兵趕
進海裡,即使西班牙政府自己出現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這可能使世界局勢
大大改觀,單就這個目的而言這場戰爭就值得一贏」(頁140)。再如,當時各
國的斯大林主義者都通過媒體捏造事實,中傷政治敵人已經不是新鮮事,譬如把
非莫斯科系統的、與佛朗哥叛軍作戰的社會主義者稱為托洛茨基、法西斯份子、
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但是,追隨莫斯科的英國共產黨就只能用非常含糊的用詞
製造謊言。奧威爾指出,這是民主體制遏止謊言的結果,「英國共產黨的新聞媒
體領教過誹謗法的厲害,並從中汲取了一些深刻教訓。在一個事實可能得到確認
的國家卻沒有這樣做,足以證明這些事實是謊言」(頁137)。
最後一提,可能出版社匆忙要推出新書,未經細校,該中譯本雖文字流暢,
有兩處意似有誤,但無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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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talan (LANE 86 (199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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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Sun Jan 14 00:55:1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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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Wed Jan 10 17:37:51 2007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12027.htm
為了正義和真實
⊙ 孫傳釗
奧威爾(George Orwell)著,許卉豔等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2)。
繼《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後,這幾年國內翻譯、出版了不少奧威爾
(George Orwell)的著作,如《奧威爾書信集》、《奧威爾經典文集》等。昆
德拉(Milan Kundera)與眾人的視角相反,曾經在《被背叛的遺囑》中表示不
喜歡奧威爾的作品,他認為,奧威爾的小說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
的方面,所以,「且不說它的意圖,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
(頁207)。昆德拉的觀點源於奔達(Julien Benda),源於奔達那本警世的再印
(版)了幾十次的《知識份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的理想:小
說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應該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追求人類普遍的價值。然
而,我想,奔達在書中也承認了,現代社會使得追求超越地上意識的形而上學的
專門的精神工作者(clericus,聖職者)失去了生存條件,但是,至少要保持的
道德底線是必須追求正義和真實。所以,我還是喜歡奧威爾,至少他還是個理想
主義者,追求正義與真實這兩點他都努力去做了。奧威爾最初也是想去探索奔達
主張的那種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正義和真實,而促成他拋棄幻想中的社會主
義的,卻是他身歷其境的西班牙內戰。
不久前,奧威爾一部重要作品《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中文版問世。筆者曾
經讀到一位中國讀者寫的評論,他認為奧威爾未曾在極權主義制度的社會中生活
過,卻能寫出《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這樣揭露、剖析極權主義的寓言小說
,實屬難得。其實這一評價只能說「一知半解」,因為,奧威爾雖然沒有在極權
主義體制下生活過,卻在西班牙內戰中經歷過極權主義的政治恐怖,那段短暫的
經歷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也成為他對極權主義體
制抱有極大關注的文學生涯的新起點。《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作為一部回憶錄,
記敘了西班牙內戰時期及以後奧威爾的人生和思想軌跡,是研究奧威爾必讀不可
的材料。對於在西班牙的經歷,不僅許多歐美的奧威爾研究者如是說,奧威爾自
己也是這麼評價的:「這段時間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過渡期,它不同於以往的以及
未來的任何經歷,我所得到的也是其他途徑學不到的」(頁81)。
奧威爾去西班牙時已經三十出頭了,是個理想主義者,在政治上依然十分單
純。因此,當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一位記者告訴他,這場戰爭像其他戰爭一樣是
個騙局,他並沒太在意。他「來西班牙本是想寫些新聞報導」,更主要的是「法
西斯總得有人去阻止它!」他到西班牙後很快就加入了屬於「統一工黨」
(P.O.U.M)的民兵團,這是因為他「一到巴塞羅那就見到了《獨立工黨報》」
的偶然緣故。初到西班牙的他「不僅對政治局勢不感興趣而且對此毫無覺察」。
有人問他為甚麼加入民兵團,回答是:「與法西斯作鬥爭。」倘若人家再追問他
為甚麼而戰,他會回答:「為了共同的利益」。所以,當他發現除了他加入的民
兵團之外還有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黨和工會時,他只是簡單地感到一種由字母
縮寫命名的黨團組織多得氾濫成災,卻無意搞懂它們之間的區別。他迷惑不解地
問:「我們難道不全是社會主義者嗎?」或者用「為了生存而鬥爭的人們就應該
有各自不同的政黨」(頁36),或者用「黨內鬥爭令人討厭甚至令人憎惡,但對
我來說卻像是家庭內部矛盾」來作自我辯解。幾個月後,當他「在巴塞羅那暴亂
中躲閃共產黨的機槍時」,「最終被後面攻上來的人民警衛隊追捕而逃離西班牙
時」,才發現「(他)加入的民兵團是統一工黨的而不是社會主義同盟(P.S.U.Cꄊ^的。這兩套字母的區別真大啊!」(頁37)
1936年底與新婚妻子抵達工人階級掌權的巴塞羅那時,從英國來的奧威爾感
到震驚:每幢建築物都被工人階級佔領了,掛滿了政黨或團體的旗幟;幾乎每座
教堂都被毀掉;每家商店和餐館都掛出了牌子表示已經集體化,甚至擦皮鞋為生
的人也被集體化了;侍者和售貨員的禮貌言辭都消失了,沒有人說「長官」或「
先生」或者甚至「您」等等(頁2)。這樣的「革命」景象,在整整三十年後的中
國上海的馬路上非常相似地重演了一遍──就筆者少年時代的經歷所見──這恐
怕是奧威爾絕對沒有想到過的。但是,對於還是理想主義者的他,「所有這一切
無不令人感到奇怪和感動」,並且,他「很快地意識到這是一種值得為之奮鬥的
事業」。即使後來民兵團的生活困苦、危險,但是,那種烏托邦主義對奧威爾也
有極大吸引力。劫後餘生的他在書中幾處流露了這種情感,他寫道:「在阿拉貢
,你就是數以萬計的人中的一員,儘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工人,他們有著相同的
生活水準,相互之間平等。從理論上講,這是一種完美的平等相處。人們覺得這
是社會主義的前奏,我指的是縈繞在人們大腦中的社會主義的印象。許多文明生
活中的正常動機──勢力、拜金、敬畏權力,等等──已經不復存在」。雖然,
這些深深地吸引著他,但他也意識到了「它只是全球巨大遊戲中短暫的一幕」
(頁82)。
從今天的西班牙內戰史研究成果來看,奧威爾加入民兵團的那天,莫斯科已
經決定了數月後統一工黨及其所屬的民兵和工會的命運。斯大林在西班牙的角逐
對象不僅有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背後的德國和意大利,還有和他同樣在
西班牙爭取利益的英國,所以,斯大林通過提供武器、組織國際縱隊等手段增強
蘇聯對馬德里政府的影響和控制,使得情報、安全、警察系統脫離內務部管轄,
並直接聽命於莫斯科派來的伯格烏的代表。1936年9月22日斯大林給拉爾戈.卡瓦
列羅(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總理的信中就要求西班牙政府通過減稅解決
農民問題,結束無政府主義者及其工會組織控制局勢的現狀──「過剩」的「工
人階級革命」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絆腳石。如何踢開這些絆腳石(包括當時的拉爾
戈.卡瓦列羅總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937年5月政府製造了巴塞羅那電信大樓
事件,6月15日嫁禍於統一工黨,稱事件係該黨的托派、法西斯間諜所為,由此宣
布取締統一工黨,開始大肆搜捕該黨黨員和民兵。這種清洗是同年蘇聯國內大清
洗的延伸。奧威爾許多與他一同出生入死的反法西斯戰友被捕入獄,有的被槍斃
了,有的乾脆失蹤了。這對他來說確實是刻骨銘心的噩夢。
羅素(Bertrand Russell)稱:「作為『時代的良心』,奧威爾當之無愧」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字裡行間可以讀到奧威爾個人的良知。在統一工黨
被宣布為非法政黨、法西斯份子後,「統一工黨的民兵所能夠做到的不是躲起來
就是坐牢」。被子彈打穿喉嚨、胳膊又負傷的奧威爾為了逃避警察的追蹤,五天
裡只睡在大街上、廢棄的教堂和防空洞裡。然而,半年後他回憶當時情景時,好
幾次用懺悔的口氣寫道:大多數民兵都加入了統一工黨,「我自己從未加入任何
政黨──因為這一點,當後來統一工黨被鎮壓時,我感到很過意不去」(頁55
),「而遇事我只想逃避──也許有點不太高尚」,「我主要是出自一種自私的
動機。我急切地盼望離開這裡;遠離這個可怕的充滿政治懷疑和憎恨氣氛的地方
」(頁153)。其實,且不說奧威爾僥倖逃回英國不久即馬上著手寫這本書,為
那些邊在阿拉貢前線與佛朗哥叛軍作戰,獻出熱血、自由乃至生命,邊在後方被
法西斯份子殘酷鎮壓的民兵們伸張正義,講述歷史真相;在離開西班牙前夕,他
更不顧個人安危前往軍隊指揮部,為營救他所屬民兵團的團長、那位無辜的比利
時反法西斯志願者柯普(Georges Kopp)少校作最後努力。那時連統一工黨黨員
也不是的奧威爾,甚至可能只因其因病退伍民兵的身份而隨時被抓進監獄。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也可看到,經歷了不尋常的遭遇後,奧威爾開始
關心政治體制問題,由此預示了他將與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最終決裂。比如,他憑
直覺感到:以西班牙的傳統和國民性很難建立一個高效率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
只可能建立專制的獨裁政權。又如,儘管在西班牙遭受了如此不幸,他執筆寫這
部回憶錄時,已經看到了德意志法西斯有更加直接的威脅,並把斯大林體制與日
益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作了權衡比較:「如果我們能把佛朗哥和他的國外僱傭兵趕
進海裡,即使西班牙政府自己出現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這可能使世界局勢
大大改觀,單就這個目的而言這場戰爭就值得一贏」(頁140)。再如,當時各
國的斯大林主義者都通過媒體捏造事實,中傷政治敵人已經不是新鮮事,譬如把
非莫斯科系統的、與佛朗哥叛軍作戰的社會主義者稱為托洛茨基、法西斯份子、
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但是,追隨莫斯科的英國共產黨就只能用非常含糊的用詞
製造謊言。奧威爾指出,這是民主體制遏止謊言的結果,「英國共產黨的新聞媒
體領教過誹謗法的厲害,並從中汲取了一些深刻教訓。在一個事實可能得到確認
的國家卻沒有這樣做,足以證明這些事實是謊言」(頁137)。
最後一提,可能出版社匆忙要推出新書,未經細校,該中譯本雖文字流暢,
有兩處意似有誤,但無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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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ristan C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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