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困境（第一部分） - 生態環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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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篇文章爆長，但是很好看（翻譯的也很流暢），推薦給大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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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困境（第一部分）

克里斯蒂娜‧拉爾森
2008年3月17日

在不觸及政治的前提下，中國能整治環境嗎？政府希望得到民間團體的幫助，
為綠色團體打開了通道。然而，活動家和科學家們的前途仍然不可預知，克里
斯蒂娜‧拉爾森報導。

“環境律師正在進行中國第一起成功的集體訴訟。與十年前相比，這個情況引人注目。”

[《華盛頓月刊》授權轉載]


2007年1月，一位名叫楊勇的地質學家和另外五位研究者一起，離開了位於四川
的家。他們開著兩輛SUV，帶著一套衣服，好幾台降雨和水量測量設備、一台野
營爐、一個電飯煲，肉罐頭、60多瓶四川辣醬、一台數碼相機、一副撲克牌、
幾張西藏音樂壓縮盤，還在SUV的車頂上裝上了盡可能多的罐裝燃料。

楊勇要去的地方是沒有路的，因此他還帶著這個地區的地形圖和衛星照片。他
的最終目的地位於中國荒涼西部邊遠地區的深處，就在青藏高原的長江源，這
裡在地圖上沒有標註。

在幾個星期裡，這兩輛車沿著長江西行，江水從水變成了冰。溫度計也不管用
了，因為溫度已經降到最低刻度以下。偶爾，他們能拍到一隻羚羊，還有一次
狼群吃光了他們的新鮮牛肉。千萬年前，長江源把唐古拉山切割開來，他們溯
著切痕而上，隨著越爬越高，空氣越來越稀薄，風越來越刺骨。群峰環繞的地
面太陡峭了，SUV 也無法行駛，他們只好在冰凍的河道上開車，儘管這種走法
並不是沒有危險的。

他們的旅程進行了大約一個月，就在紅火的農曆大年初一，當前後輪滑過冰面
時，楊勇忽然聽到一個巨大的碎裂聲，車子陷入了河中。幸運的是，車子並沒
有被淹沒太多，後座的乘客成功地爬出來，向第二輛SUV打信號。他們把繩子
拴在後保險槓上，車子被拉出冰河，楊勇仍然坐在駕駛座上，往後打著方向。

48歲的楊勇和同伴們一起，把車子安全地從河里拉出來。但此後他接下來的行
程都如履薄冰，無論是本意還是比喻。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激勵著楊勇溯江而
上的旅程。中國政府正在著手建設史無前例的南水北調工程，楊勇要調查它是
否可行。

水在中國的分佈十分不均。一直以來，南方水源豐沛而北方除了乾旱的荒原就
是冰冷的沙漠。 1952年，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辦法來解決這種不均。
他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從此之後
，中國的領導人們一直夢想著在大河之間進行水的轉移，把水從南方的長江調
到北方的黃河。（要估量這個工程的規模，想像一下把水從美國西南部的密西
西比河調到科羅拉多河就行了。）

近年來，隨著北方城市的水源短缺越來越緊迫，這個構想日益得到中國領導層
的重視。 2002年，中國的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把毛澤東的宏偉構想轉化
成一個計劃，這就是“南水北調工程”。

工程中有兩個部分的建設已經開始，但最雄心勃勃的階段按計劃要到2010年才
開工。這個階段的目標是把水從西南的長江調到北方，途中要穿越海拔約4575
米的高山。整個工程的耗資估計達到604億美元，工程已經引起了一片反對的
聲浪，因為人們認為它會迫使數以十萬計的人離開家園，還會毀掉脆弱的生態
環境。

去年1到3月，楊勇的團隊在長江流域的行程超過25750公里，他們走遍了長江
最西端的每個彎曲。去年夏天，他們又開車沿著幾乎同樣的路線走了一遍，這
樣就可以比較不同季節的水位線。兩次行程中，他們都收集了降水、地質、後
退冰川和其它影響長江水量的數據。根據第一手的經驗，楊勇發現，長江上游
每年有大約四個月的時間都是一條大冰帶，要把這些冰凍的水輸往北方，除非
出現工程奇蹟。

整個夏天和秋天楊勇都在忙著編輯數據、並將其在幾十位同輩研究者中傳閱，
以獲得反饋。結果他發現有更多的理由懷疑，這個工程究竟能否實現政府的目
標。北京想像中的滾滾水源，在楊勇的仔細計算下卻成了涓涓細流。

楊勇能夠自由地提出這些質疑，都是近年來中國政治進步的結果。十五年前，
政府不會容許對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進行公開質疑。但近幾年，獨立科學家和環
保團體的批評已經促使政府推遲了兩個西部大壩工程。 2007年9月，官員們甚
至承認，爭議紛紜的三峽大壩工程由於規劃不健全，導致了潛在的環境“災難”。

中國領導人知道，急劇惡化的環境會阻礙中國的經濟奇蹟，引發政治動盪。因
此，他們正嘗試著進行有限的開放，來轉移這些危險。但是，楊勇會被允許擁
有多大的影響力，這仍然是一個開放問題。他在嚴冬的那次探險只是第一步，
接下來還要在未經標註的地區進行更多的冒險。

2007年春天我第一次到北京，從機場到飯店，一路上喘個不停。濃密的煙霧把
陽光遮得嚴嚴實實，整整一個星期，我都沒有看到自己的影子。然而，10月我
重返北京時，這個城市簡直“判若兩地”。我驚奇地看到純淨的藍天，摩天樓
群遙遙可辨，沒有絲毫霧靄。還有其它變化：潔淨的人行道，賣盜版光盤小販
被一掃而空，街上的警察也變多了。

一周後，這個城市無論在視覺、聽覺還是嗅覺上全都恢復原狀。街道小販又回
來了，包括路邊小攤和手裡揮舞著《諜影重重3》的DVD販子。天色變灰了，太
陽模模糊糊，人行道上散落著煙蒂和橘子皮。

這個短暫的整治行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恰好重合（絕非偶然）。大會五年
一次，吸引了無數國內外遊人。大會期間，中央政府（急於用行動來強調新的
環保承諾）運用威權，在有限的時期對特定的地區進行整治，據報導關閉了地
方工廠，北京的公用車被強制禁止出行。

整治行動的成果顯著得嚇人。 （被當作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一次預演。）但
是，更引人注目的是，這場短暫的改變也暴露了黨的力量的局限性。中央政府
的命令可以得到立刻果斷的執行，卻無法觸及所有地方，也不能長期堅持。

去年夏天，我在《華盛頓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邁出一大步》，其中指出中國
的政治領導人已經接受了環保的理由，不是出於感情或理想主義，而是事關生
存。中國的環境退化得太厲害了，已經開始抑制經濟的繁榮。西方國家停止購
買汞污染的稻米，而中國的造紙廠和石化企業則面臨水短缺的威脅。

同樣面臨風險的還有中國的政治穩定，由強徵土地和河流污染引起的“群體性
事件”變得越來越普遍（參見“污染革命”）。但是，儘管中央政府下達了嚴
格的指令，要求減少空氣和水污染，卻缺乏落實辦法。這是因為，過去三十年
里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中央政府逐漸把某些種類的權力交給了省級政權。

分權的結果是中國GDP的豐收，新的工廠在農村如雨後春筍。然而，省級的自
主也使地方官員對繁冗的中央指令置之不理，包括從食品安全到環境標准在內
的各種法規。

中國領導人明白綠色法令的執行能力在地方被削弱，因此他們開始謹慎地轉向
民間團體尋求幫助。從1994年開始，北京授權非政府團體曝光污染企業。如今
，中國的綠色團體已經超過3000家。在2003年和2004年，政府出台了法律，要
求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要求公民參與主要的公共工程。（這些措施是在南水北
調工程的頭兩個階段開始後不久生效的。）

2005年，圍繞圓明園的命運，中國舉行了第一個國民聽證會，並在中央電視台
播出。進步的環境官員們向公眾介紹了“公眾參與”、“聽證會”和“權利”
等概念。環境律師正在進行中國第一起成功的集體訴訟。與十年前相比，這個
情況引人注目。

但是，政府的改革精神仍然有限，可能黨內的一些人還覺得步子太快了。政府
的確希望公民團體幫助戰勝污染，並且為其打開了一個行動通道。但是，中國
的政治力量仍然在門背後運作，一旦活動家和實力官員的日程發生衝突，這個
通道就會毫無預兆地被壓縮。楊勇的努力，正是在這種不可預知的背景下進行
的。


作者簡介：克里斯蒂娜‧拉爾森，《華盛頓月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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