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困境（第二部份） - 生態環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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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困境（第二部分）
克里斯蒂娜‧拉爾森
2008年3月18日

在當今的中國，政府和公眾對環境宣傳的觀念是不一樣的，它隨著政治浪潮而
波動。克里斯蒂娜‧拉爾森報導。

“長期的信息不可靠性滲透了環保系統各個方面，從水源管理到污染控制。”

[《華盛頓月刊》授權轉載]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和地質學家楊勇聊天。我們去年四月在四川第一次見面。
他長著濃密的黑髮，鬍子有一兩天沒刮了，穿著一件黑夾克、一件灰毛衣和黑
色牛仔褲。儘管外表不修邊幅，但他的研究卻極富冒險性。他的眼神顯得很悲
傷，而不是桀驁不馴。 “我不是和政府唱反調，”他解釋說，一邊掐滅當晚
第六或第七支香煙，“我想要的只是事實。”

在楊勇的賓館房間裡，我們彎腰看著他筆記本電腦裡的幻燈片，是關於2007年
初的那次旅行。（楊勇花了好幾個星期，和其他五位研究者一起沿著長江西行
，江水從水變成了冰，一直到達地圖上沒有標註的青藏高原的長江源地區。）
照片很多，有他的SUV 陷進冰裡的，有拿著茶壺往凍住的發動機水箱上倒熱水
的，有沿途的藏族牧民送他們肉和奶的。

接著楊勇打開了一張表格。表格里，一邊是他在自己研究基礎上，對長江水量
的一系列估計數字，另一邊則是來自黃河水利委員會(YRCC)的官方估計。政府
數據應該是保密的，但楊勇通過朋友以及在政府工作的舊同事的關係弄了出來。

楊勇發現，官方數字經常“很離譜”。在長江的一段，政府計劃每年調水800
到900億立方米。然而，楊勇經過對水電站30年的報告進行研究，發現這段長
江的年平均水量只有700億立方米。

這意味著，在枯水期，政府希望的調水量要超過長江的總水量。況且，任何一
個合理的工程計劃都不會打算抽光所有的河水，因為包括上海在內的下游地區
還要依靠長江來進行工農業生產和水力發電。

對南水北調工程最後一段的可行性提出質疑的不止楊勇一個人。 2006年，50
多位四川的科學家共同寫了一本書——《南水北調工程西線備忘錄》。這本書
裡收錄的科學論文和報告提出了一些嚴重的問題，包括高海拔的建設、地震的
穩定性、長江的污染、氣候變化（隨著青藏冰川的融解，長江水量可能減少）
和潛在的流量減少。這會導致下游數以百計的水電站關門，也許還會引發千百
萬人的斷電。據一位前政府研究者的話說，就連在水利部(MWR)內部也存在爭議。

那麼，為什麼官方的規劃都這麼莫名其妙地樂觀呢？由於楊勇曾經在煤炭工業
部當過官方研究者，他認為自己對於這些數字的產生能夠摸到些門道。 “政府
會設置一個目標，然後研究者認為他們的工作就是說這個目標可行。每個人都
只說好聽的話，並努力找到數據來支持它。”他聳了聳肩說，“這種做研究的
方式不太科學。”

楊勇說，他曾經問過黃河水利委員會他們的數字是怎麼得來的，但是辦事人員
拒絕回應。 “他們只是強調不會有什麼問題，”楊勇說。無論誰的數字是對
的，楊勇最擔心的還是沒有到位的獨立體制，無法斷定這樣一個巨大的改造性
工程是否會奏效。

然而，消息靈通人士都說，許多既得利益者都有理由希望建設向前推進。這種
官僚主義還蔓延到各省，他們創造出成百上千的頭銜和編制來推動工程進展。
五大國有銀行在工程裡有巨大的投資，它們期待著到用戶交水費時就能回收貸
款。有兩個公司在工程的早期階段都拿下了幾十億美元合約，它們還渴望得到
更多。然而， 2003年法律裡規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卻仍然沒有進行，關於工程
的真正審慎決戰還不可見。

長期的信息不可靠性滲透了環保系統各個方面，從水源管理到污染控制。比如
，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的部門協調員趙建平博士告訴我，對於中國政府是否有
能力實現 2020年可再生能源佔15%的目標，他深表懷疑。他說，看了官方計劃
，北京對風能潛力的強調還是比較現實的，但是關於生物質潛力的討論，在他
看來則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在大多數其他國家，你都是先進行分析，再設立目標，”他說，“但是在中
國，你則是先設立目標，再進行研究，並製定政策來實現目標。”

類似的，能源基金會（一個研究中心，主要國際捐助者的合作夥伴）的副主席
楊富強告訴我，北京正在努力抑制煤炭消費。為了監控進展，中央政府主要依
靠地方政府報告來掌握新煤礦的數字，但是這些地方官員交上來的數據經常是
錯誤的，有的是因為缺乏準確信息，有時則是為了迎合中央。

“可靠數據的收集是一個主要挑戰，”楊富強說。根本沒有獨立的看門人來核
實官方統計，因此官方數據的屢屢出錯就沒什麼可驚奇的了。 2003年，北京
對以往的煤炭年消費量數字進行檢驗，發現2000年的估計竟然少算了5千萬噸
，“這個失誤實在太大了，”楊富強說。

樂觀主義者說，中國最需要的是對官員進行更多的技術培訓，這樣就可以保證
地方當權者更好地計算煤礦數量，地方的律師和法官也能理解新環境法律的細
微之處。中國的確需要這些。但是，其他人已經想到，還需要進行更深刻的改
變。

有一個人對楊勇的研究進行了資助，這就是余曉鋼博士，他是非營利組織“大
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的創辦者。同是，余曉鋼也是迄今中國環保史上
最輝煌業績的創造者。 2004年，他帶頭反對一個怒江水壩項目，該項目計劃
在這條中國最後的原始大河上修建一系列水壩。（環保活動家和科學家們提出
了確鑿的證據，證明水壩將對當地人民和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在他
們的不懈努力下，溫家寶總理親自叫停了該項目，等待進行一個新的環境影響
評估。

當我拜訪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在雲南西部的辦公室時，余曉鋼說他的
成功只是暫時的，這讓我大吃一驚。 “隨時都會有另一個水壩規劃，隨時都
會有新的出資者。”他解釋說。他希望在計劃起草的時候就能有一個可靠的程
序來吸納公眾和專家的意見，而不是等到推土機已經整裝待發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改變體制，”余曉鋼說。資深環保主義者文博也告訴我：
“要改善中國的環境，我認為必須改變政治體制。”

在美國，創建現代環境機制的公眾和政治勢頭是被科學家瑞切爾‧卡森的工作
激發起來的。當年，她對常識和指導殺蟲劑使用的官方政策提出質疑。 20世
紀7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地標性的環境法律，此後，獨立的環境律師
們保證這些法令肯定能夠得到貫徹，一旦政府無法落實諸如淨水法案和瀕危物
種法案之類的法律，就會遭到起訴。

只要美國政府拖拉停步，獨立科學家和記者們就會揭露白宮的無能，推動政府
行動。每個實現環境治理的工業化國家（新加坡除外）的做法都是一樣的，都
得到了民間團體和新聞自由的幫助。

在那些政府無法控制污染的國家，環境危機有時有助於激發更廣泛的政治變革
。 20年前，許多東歐人都在壓抑的統治下認命地生活。但是，到了1986年4月
26日，情況出現了變化。烏克蘭（在前蘇聯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
炸，它所發出的輻射遠遠大於一顆原子彈。

在下風頭的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圍繞核反應堆的騷亂和政府的守口如瓶（一開
始國有媒體拒絕報導這場災難）引發了第一次群眾反政府遊行。

中國領導人當然知道這些歷史上的近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
院(SAIS)的中國研究系主任戴維‧藍普頓闡釋了中國的困境：“中國進退維谷
，一方面他們知道必須有效地落實環境政策，另一方面又擔心這些團體會打開
政治自由化的閘門。”

在中國滯留期間，我常常問自己北京的試驗能否成功。有限的公眾參與能幫助
扭轉環境毀滅嗎？

也許，中國能夠用同樣的方式再次略去環境整治中的明顯矛盾，就像當年化解
資社之爭那樣。也許，煙霧瀰漫的城市、日益緊缺的供水和農民對污染的抗議
能逼著黨接受更深入的政治開放。也許環保活動者們自身會呼籲政治開放。無
論情況如何，結果都將是劃時代的。如果中國按現在的情況發展下去，20年之
內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會達到所有經合組織（OECD）國家總量的兩倍。中國的
困境，也是我們的困境。


作者簡介：克里斯蒂娜‧拉爾森，《華盛頓月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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