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型中學 缺席華教史 - 馬來西亞

國民型中學：缺席華教史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邊緣評論．安煥然．25／11／2007

10月6日，由華總、華研和綠野集團聯辦的“馬來西亞華人的貢獻與國家進展”
學術研討會，張曉威老師在會上發表〈華文中學教育的發展與對國家的貢獻〉，
述及60年代改制浪潮之後的我國“華文中學”發展時，大抵只限於論說“華文獨
中”的發展。會場就有觀眾質疑，談大馬華文教育，在論及獨中發展之餘，是否
還應該涉及改制後的國民型中學“華文教育”的發展？“華中”稱謂問題，再次
引發了討論。

大馬華文教育的發展能不包括國中華文班的發展？能不涉及改制後的國民型中學
至今還構塑的“華文”氛圍嗎？

華教史的敘述，有其凝聚社群、回應外在挑戰、反制單元、爭取多元、追求民族
平等的“象徵”意義。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華教史”的論述成了“集體
記憶”，藉以抵抗官方霸權的一種方法。如此說來，它還真有點“後殖民”的意
味。然而在這種“建構”華教史的論述中，原本是置身於邊緣，試圖悲壯地掙扎
、求取多聲調的話語權，以拒絕被同化的文化抵抗論述，有時卻也不自覺地陷入
角色易位的境地。自以為“邊緣”的，反而成了中心、主流，甚至是單元而片面
的論述。坊間的華教史論著，多是這種格局。“集體記憶”的建構，常常是“文
本”創造了“歷史”。

誠然，在1953年至1956年間，檳城鍾靈中學在校長汪永年穿針引線下，向政府申
請特別津貼，成了國民型中學的始作俑者，掀開華文中學改制的序幕，驚動全體
華社。

1956年，芙蓉振華中學在董事長葉茂達率領下也接受改制，華社更為之嘩然。仿
效教總主席林連玉之口吻，這是第二枚原子彈在華社裡爆炸了。繼芙蓉振中之後
，同年10月，昔加末華僑中學董事及贊助人大會在出席者人數稀少下又通過接受
改制。前後兩個月不到，中南馬兩間華文中學也拔旗易主，一時間，華校改制疑
雲及令人窒息的氣壓，籠罩華社。

宋哲湘〈獨立年馬華教育概述〉（載於《教總33年》）記云：1957年全馬華文中
學爆發了總罷課學潮，學生們發出了他們的呼聲，反對華校改制。最劇烈的是檳
怡兩區，結果怡保4間中學遭到最久的封閉，檳城4中學開除了最多的學生。這是
馬來亞獨立後，華文教育史上一宗最不幸的事件，也是馬來亞獨立年裡的黑點。

60年代，對華文中學而言，真是風雨飄搖的年代。1960年《拉曼達立報告書》和
《1961年教育法令》頒布，宣布自1961年起廢除（以華文為媒介的）高初中會考
，取消津貼給拒絕改制的華文中學。這又像是一顆炸彈，震動了馬來亞華教界。
而在華裔政壇上，以陳修信為首的馬華公會新領導層在1959年排擠了一批（比較
親華教界）以林蒼佑為首的“少壯派”（如朱運興、楊邦孝、陳世英等人）後，
更是轉向極力支援《拉曼達立報告書》。並以銀彈出擊華校，向華社鼓吹和游說
華文中學改制，大事宣揚華校改制的好處，聲明國民型中學仍會保有三分一教授
華文。還一再宣導：假若拒絕改制，經費生源等問題，華文獨中難以發展。此時
期的馬華領導層，已與堅持反對華文中學改制的董教總關係緊張，“三大機構”
名存實亡。此為華文中學改制的“大災難”時期（這類相關“話語”的論述，可
參見黎整理〈華文中學改制的回顧〉《華文中學改制專輯》，教總，2000；沈天
奇〈華文中學改制〉《星洲日報》言路版，2004.12.7）。

迄1962年，有55間華文中學接受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套用鄭良樹在《馬來西
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四分冊）》（教總，2003）形容華校改制的措辭：尤其北
馬更是“嚴重災區”，拔旗易主者，檳城90%（9間改制，僅韓江1間不改制），
霹靂88%（14間華文中學改制，僅怡保深齋、班台育青沒有改制），簡直就是“
潰不成軍”。

當時堅持不改制，堅守華教自主崗位的華文中學，僅有16間，其中6間就在柔佛
州，超過三分之一的比重。在改制風潮吹襲下，柔佛州是最難得的一州。這種格
局，恐怕與寬柔率先拒絕改制有關，影響所及，州內其他五校也風從影附，守住
立場。

鄭良樹認為：當年正因為新山華社動用了大腦，在華教面臨危機萬狀的時刻，獨
排眾議，開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生路。要不是寬柔力挽狂瀾，新山華社的“隻手頂
天”，柔佛州恐怕保不住6間獨中，成為獨中的大本營。新山華社這一次的行動
，無疑是走在全馬華社的前頭，為全馬華社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對打造現在的
中華文化有相當的功勞。

並不是說以上的華教史論述其歷史事實上有誤。坊間華教史的“主流論述”（或
許用此措辭尚值得商榷，因而我放上了引號），在彼等述及改制後的華教發展，
中學部分就僅集中在華文獨中的部分。這種典型的敘述，可以鄭良樹老師的馬來
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或簡史為代表。而前述張曉威的論文思維框架，也是這種“
華教史”書寫模式的延續。

然而，當我們在檢視大馬華教發展史之時，能捨棄改制後的國民型中學（有人說
在北馬那也叫“華中”，縱然這稱謂可以爭議），他們這些年來在其校園裡仍構
塑的“華文氛圍”，以及其“孤兒”般的困境嗎？這些學校有的近乎90%華裔
子弟。他們的校歌還是華文的，學校的練習簿封面印有雙語（華／巫）。他們一
週還有5堂華文課。校內有不少老師熱心推廣馬華文學，不少學生仍熱愛中華文
化，甚至還堅持SPM報考那可能會影響積分的華文科。這一類“型”的學校，不
一定獲得政府公平的撥款，而華人社會又對這一類“型”中學的發展困境相當冷
漠。其中的冷暖炎涼，竟是缺席於我們的“華教史”論述。

我是寬柔人，並非出自上述國民型教育源流，但這些年來在南院中文系的教學感
觀，一些來自國民或國民型中學的中文系學生對“華文”的熱愛，絲毫不遜於獨
中生，甚至有者比獨中生更為執。好事者如有興趣，不妨統計一下當今我們本土
各大專院校的中文系學生，國中源流佔多少，報讀中文系的獨中生又有多少。再
統計看看，讀師訓華文組的學生及目前在本地各大專院校任教中文系的師資中，
究竟有多少是獨中或國中出身的？數據統計出來，恐怕會令人訝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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