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N號房」事件:如何讓網絡性犯罪受 - 韓國
By Dorothy
at 2020-07-20T03:30
at 2020-07-20T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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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N號房」事件:如何讓網絡性犯罪受害人走出陰霾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3442324
「謝謝你制止我無法自拔的惡魔生活。」
韓國網上秘密性剝削案件N號房主謀趙周斌(音譯,Cho Ju-bin)被捕後這樣形容自己。
趙周斌被稱為「博士」,他經營網絡聊天室,勒索幾十名年輕女性自行製作與性相關的視
頻,受害女性中有16人未成年。
這些視頻與強姦暴力有關,趙周斌在加密通訊軟體Telegram售賣這些視頻,價錢由200美
元至1200美元不等。
他的「博士房」並非唯一一間聊天室,他把其複製成不同號碼的「N號房」,讓顧客可以
付費實時接觸到那些上載的勒索所得視頻。
無數同類型的房間意味著有數以萬計的付費用戶。
根據韓國報章《國民日報》,每一間房大約擺放了3至4名被勒索少女的視頻。
聊天室的營運者聯絡這些少女,假裝答應為她們提供模特兒或性相關的工作,然後要求少
女透過Telegram提供個人資料和照片,這些資料成為了被勒索的工具。
趙周斌面對14項控罪,包括強姦、勒索、非法製作及傳播性物品等等,案件在他被捕後三
個月後,即6月11日開審。
根據其律師,他承認透過Telegram製作及散播性愛視頻,但他否認有勒索、暴力、威迫這
些少女。
雖然各界聚焦在這位疑犯身上,但因他受害的少女,卻在孤獨掙扎。
韓國社會傾向保守,幾十名受害者正面對漫長崎嶇的路,去重建她們的人生。
李孝琳(音譯,Lee Hyorin)決定幫助這些受線上性罪行所害的受害者。
她接受BBC訪問時說,「有時候我覺得休息已經是罪,當我睡覺,就等同讓更多性侵視頻
流出,受害者更受傷。」
「起初我想如果我每天日以繼夜工作,或許我可以刪掉所有這些視頻。」
她自2017年開始,處理網上性罪行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
最初,她的工作是在網絡上移除這些內容,但她很快發現,單純地把這些案發證據移走並
不足夠。
「性侵視頻成為了社會問題,但沒有制度去協助受害人,」她說,「這就是我們組織『韓
國網絡性暴力回應中心』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目標不單是刪除那些東西,而是從女權的角
度,向受害人提供輔導服務。」
李孝琳很快洞悉到自己工作的價值,知道受害人會因為這些案件,有長遠的傷害。
「很多受害人也很害怕,擔心她們私密的自己被分享,被儲存,現在或是十年後,仍然會
被人拿去娛樂或謀利,」她說。
「她們這樣做真的令我心碎,」她說,「我會確保花時間告訴她們,這不是她們的責任或
錯誤。」
她相信,受害人康復的根源是要從罪惡感獲得解放。
「這很令人傷感,許多受害人事實上周邊沒有人會對她們說一些我對她們說的話。」
相反,很多人責怪或批判她們,令許多受害人感到罪惡感和羞恥。
要走出陰霾本來就需要很大勇氣。李孝琳估計,那些因Telegram性販賣案而向她們求助的
受害人,只是佔全部受害者的少數。
「受害者來找我們之前,已走了一段艱苦的路,面對了警察和媒體等等,她們找我們時感
到身心疲憊。」
許多受害人選擇放棄,李孝琳則希望與她們一起,逐步重建生活。
「我們康復的定義就是她們不再是被動的人,被她們所受的痛苦困起來,她們會消化了這
次事件,把它視為人生歷練的一部分,然後繼續自己的生活。」
李孝琳的工作對自己個人也有影響。
「我提供輔導時也感受到她們的痛,我也得了一些類似創傷後遺症。」
「N號房事件中,那些男人強迫女性亂倫,這太令人震驚,他們如此搶奪受害人的自尊和
侵犯她們。」
不斷接觸這些物品也令她個人生活受影響。
「我自己都很害怕,在我加入這個組織前,我見到一些性愛視頻的縮圖,有點像是我跟我
的伴侶,我整晚害怕得哭得很慘,日出時我才敢把這視頻下載,最終那並不是我,每當我
進行刪除性視頻的工作時,每當見到有些人很像我的妹妹或朋友,我都會查清楚,怕萬一
齣事。」
時間讓她逐漸接受自己工作最差的部分。
「兩年前,當我被指派去刪除一個人的內容,我因為那性視頻的縮圖而心靈受創,它深深
打擊了我,但我現在可以了,我猜時間過去了,我就克服了那震撼。」
她自己亦要尋求幫助,「輔導員也需要被輔導,」她說,「我們要面對很大壓力。」
在韓國,網絡性罪行一般很難提告,很多被捕人士經常只是收到警告就獲釋,而即使成功
提告,多數刑期也不嚴苛。
根據當地高等法院的紀錄,在2012年至2017年期間,有7446人因為非法拍攝而被提告,但
只有647人被判監或罰款。
這激怒了韓國人。
BBC駐首爾記者勞拉‧比克(Laura Bicker)說,「不斷有女性告訴我,她們覺得司法制
度不足以懲罰性罪行,沒有阻嚇作用,而有不斷地有數以萬計的女性,呼籲政府作出改變
。」
韓國政府表明會修改現行性罪行的法例,包括一些線上性誘及勒索兒童少年。
當局5月打擊網絡性罪行後,國會修改法例,令儲存、藏有、觀賞、購買未經同意攝錄的
視頻或圖片,將會面臨2.5萬美元罰款和最高3年監禁的刑責。
此前,觀看或藏有這些非法錄的影像不會受到處分。
韓國N號房事件中,韓警稱664名疑犯被扣留,包括一些重要疑犯。
但一些法官繼續寬容地對待網絡性罪行犯罪者。
趙周斌案件審理時,一批女權活動人士在法院外抗議,稱如果他不接受更嚴厲的刑責,將
會有更多侵害個案和更多受害者。
李孝琳追求打擊網絡性罪行的決心更明確。
「2018年時,我活在單純的憤怒中,為什麼這樣不公平?為何這樣具侮辱性?我很生氣,
令我不能停止工作,我想你可以把它稱作『吶喊』。」
「我們沒有所有案件終結的一天,這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唯有不斷協助那些受到報復色情
和網絡性罪行影響的受害人,讓她們康復。」
她相信,每當她們刪去一段視頻,就讓多一個人可以展開自己康復的過程,但這種不斷移
除非法內容和暫停這些東西運作的工作永無休止。
「網絡性罪行剝奪了一個人的基本自尊,所以我們一定不可以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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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3442324
「謝謝你制止我無法自拔的惡魔生活。」
韓國網上秘密性剝削案件N號房主謀趙周斌(音譯,Cho Ju-bin)被捕後這樣形容自己。
趙周斌被稱為「博士」,他經營網絡聊天室,勒索幾十名年輕女性自行製作與性相關的視
頻,受害女性中有16人未成年。
這些視頻與強姦暴力有關,趙周斌在加密通訊軟體Telegram售賣這些視頻,價錢由200美
元至1200美元不等。
他的「博士房」並非唯一一間聊天室,他把其複製成不同號碼的「N號房」,讓顧客可以
付費實時接觸到那些上載的勒索所得視頻。
無數同類型的房間意味著有數以萬計的付費用戶。
根據韓國報章《國民日報》,每一間房大約擺放了3至4名被勒索少女的視頻。
聊天室的營運者聯絡這些少女,假裝答應為她們提供模特兒或性相關的工作,然後要求少
女透過Telegram提供個人資料和照片,這些資料成為了被勒索的工具。
趙周斌面對14項控罪,包括強姦、勒索、非法製作及傳播性物品等等,案件在他被捕後三
個月後,即6月11日開審。
根據其律師,他承認透過Telegram製作及散播性愛視頻,但他否認有勒索、暴力、威迫這
些少女。
雖然各界聚焦在這位疑犯身上,但因他受害的少女,卻在孤獨掙扎。
韓國社會傾向保守,幾十名受害者正面對漫長崎嶇的路,去重建她們的人生。
李孝琳(音譯,Lee Hyorin)決定幫助這些受線上性罪行所害的受害者。
她接受BBC訪問時說,「有時候我覺得休息已經是罪,當我睡覺,就等同讓更多性侵視頻
流出,受害者更受傷。」
「起初我想如果我每天日以繼夜工作,或許我可以刪掉所有這些視頻。」
她自2017年開始,處理網上性罪行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
最初,她的工作是在網絡上移除這些內容,但她很快發現,單純地把這些案發證據移走並
不足夠。
「性侵視頻成為了社會問題,但沒有制度去協助受害人,」她說,「這就是我們組織『韓
國網絡性暴力回應中心』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目標不單是刪除那些東西,而是從女權的角
度,向受害人提供輔導服務。」
李孝琳很快洞悉到自己工作的價值,知道受害人會因為這些案件,有長遠的傷害。
「很多受害人也很害怕,擔心她們私密的自己被分享,被儲存,現在或是十年後,仍然會
被人拿去娛樂或謀利,」她說。
「她們這樣做真的令我心碎,」她說,「我會確保花時間告訴她們,這不是她們的責任或
錯誤。」
她相信,受害人康復的根源是要從罪惡感獲得解放。
「這很令人傷感,許多受害人事實上周邊沒有人會對她們說一些我對她們說的話。」
相反,很多人責怪或批判她們,令許多受害人感到罪惡感和羞恥。
要走出陰霾本來就需要很大勇氣。李孝琳估計,那些因Telegram性販賣案而向她們求助的
受害人,只是佔全部受害者的少數。
「受害者來找我們之前,已走了一段艱苦的路,面對了警察和媒體等等,她們找我們時感
到身心疲憊。」
許多受害人選擇放棄,李孝琳則希望與她們一起,逐步重建生活。
「我們康復的定義就是她們不再是被動的人,被她們所受的痛苦困起來,她們會消化了這
次事件,把它視為人生歷練的一部分,然後繼續自己的生活。」
李孝琳的工作對自己個人也有影響。
「我提供輔導時也感受到她們的痛,我也得了一些類似創傷後遺症。」
「N號房事件中,那些男人強迫女性亂倫,這太令人震驚,他們如此搶奪受害人的自尊和
侵犯她們。」
不斷接觸這些物品也令她個人生活受影響。
「我自己都很害怕,在我加入這個組織前,我見到一些性愛視頻的縮圖,有點像是我跟我
的伴侶,我整晚害怕得哭得很慘,日出時我才敢把這視頻下載,最終那並不是我,每當我
進行刪除性視頻的工作時,每當見到有些人很像我的妹妹或朋友,我都會查清楚,怕萬一
齣事。」
時間讓她逐漸接受自己工作最差的部分。
「兩年前,當我被指派去刪除一個人的內容,我因為那性視頻的縮圖而心靈受創,它深深
打擊了我,但我現在可以了,我猜時間過去了,我就克服了那震撼。」
她自己亦要尋求幫助,「輔導員也需要被輔導,」她說,「我們要面對很大壓力。」
在韓國,網絡性罪行一般很難提告,很多被捕人士經常只是收到警告就獲釋,而即使成功
提告,多數刑期也不嚴苛。
根據當地高等法院的紀錄,在2012年至2017年期間,有7446人因為非法拍攝而被提告,但
只有647人被判監或罰款。
這激怒了韓國人。
BBC駐首爾記者勞拉‧比克(Laura Bicker)說,「不斷有女性告訴我,她們覺得司法制
度不足以懲罰性罪行,沒有阻嚇作用,而有不斷地有數以萬計的女性,呼籲政府作出改變
。」
韓國政府表明會修改現行性罪行的法例,包括一些線上性誘及勒索兒童少年。
當局5月打擊網絡性罪行後,國會修改法例,令儲存、藏有、觀賞、購買未經同意攝錄的
視頻或圖片,將會面臨2.5萬美元罰款和最高3年監禁的刑責。
此前,觀看或藏有這些非法錄的影像不會受到處分。
韓國N號房事件中,韓警稱664名疑犯被扣留,包括一些重要疑犯。
但一些法官繼續寬容地對待網絡性罪行犯罪者。
趙周斌案件審理時,一批女權活動人士在法院外抗議,稱如果他不接受更嚴厲的刑責,將
會有更多侵害個案和更多受害者。
李孝琳追求打擊網絡性罪行的決心更明確。
「2018年時,我活在單純的憤怒中,為什麼這樣不公平?為何這樣具侮辱性?我很生氣,
令我不能停止工作,我想你可以把它稱作『吶喊』。」
「我們沒有所有案件終結的一天,這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唯有不斷協助那些受到報復色情
和網絡性罪行影響的受害人,讓她們康復。」
她相信,每當她們刪去一段視頻,就讓多一個人可以展開自己康復的過程,但這種不斷移
除非法內容和暫停這些東西運作的工作永無休止。
「網絡性罪行剝奪了一個人的基本自尊,所以我們一定不可以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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